改革科研评价机制不仅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期我们刊登一篇澳大利亚科学家的文章，看看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就基础研究而言，科学家们并不总能看到其潜在的应用价值。事实上，有些应用可能在科学家的一生中都不会出现，例如牛顿肯定没有预料到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会应用于现代的卫星技术。以澳大利亚为例，目前基础研究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那些并不能总能给出确定回答“有什么用”的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匮乏的窘境。

　　虽然投资商业产出更明显和更直接的科学领域，似乎比投资基础科学更加具有经济意义，然而市场逻辑不总能运用到科学领域——一些伟大的基础成果往往始于某个意外发现或者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幽门螺杆菌可导致胃溃疡就是一次“美丽的意外”，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在实验室技术人员没及时丢弃的实验物品中，偶然发现了这种细菌的存在。

　　在澳大利亚，科研经费不足和论文发表的压力正在扼杀科学家进行研究的热情——一个科学家的价值明显地被量化了，论文数量以及这些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变成了最大权重的判断标准，但技术技能、教学和指导能力、科研激情和实验严谨性并不包括在这一指标中。这样判断是不恰当的。发表多篇论文且其论文被多次引用的科学家，并不一定是成功的科学家，也可能他只是在进行低水平重复研究。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杂志不愿意发表一些只有负面结果或微小发现的文章。实际上，如果这类论文不能被发表，其他研究人员可能会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来重复这项工作。近年来，科学界已经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开始收集所有所谓消极、无效和不确定的结果，并称之为科学实验的“缺失部分”。

　　科学研究是一条孤独的道路。我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每星期工作大约80个小时，而且经常会更多。作为科学家，如果能够以我们的激情和热情来评判我们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热衷于开发新的实验方法、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并努力掌握真正的科学技能。

　　当然，改革科研评价体制也是一条漫长的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放弃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只要坚持下去，很可能就会有重大的科学发现。

　　（作者：莱拉·兰多夫斯基 单位：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本文由科学传播媒介供稿，王雷编译）